说起肉价和养猪，母亲滔滔不绝。比如，村里一位建了养猪场的邻居，今年一次从财政领到了5万元的母猪补贴。对比前些年时常出现的“卖猪难”，村邻们不由感叹“现在国家的政策真好”。
让记者最感新鲜的是，母亲提到因为母猪奇缺，猪崽俏得不行。邻村有一户人家一头母猪怀了猪崽，还未出生，就被外村两户养猪的人家高价掏现金预订了。
“肉价怎么不涨呢？！大家都不养猪了。”母亲细细地数了数，全村一百来户人家，除了那位二十年来一直办养猪场的乡邻，喂猪的只剩4户。
记得十六年前，记者考上大学时，全村几乎没有一户不养猪。庄户人家吃饭靠种粮，孩子的学费、人情往来等家庭开支主要靠喂猪换钱。
“猪肉这么贵，政策这么好，为什么大家养猪不来劲呢？”记者问。
“猪崽价格现在这么贵，大家怕就怕喂大后，肉价又掉下来。” 母亲回答。一家一户喂猪事杂，一般要上10个月出栏，还怕生病，是辛苦活、精细活。母亲说，现在村里年青人基本上都在外打工，留在家里多是中老年人，像耕田、水稻收割等主要农活都让机械取代，大部分人有时间宁愿闲着，也不愿揽养猪这个活。
父亲在旁插话说：“肉价再涨，钱大部分还是被屠夫和饲料商这‘两头’赚走了，中间这环节养猪的农民，‘两头’受卡，赚不了多少，所以大家还是不怎么来神。” 村民们的猪栏基本废了，鸡笼也大多空了。
为了捎些土鸡蛋给孙子，母亲到集镇上挑，还发动记者两位嫁到邻村的堂姐找邻居筹，好不容易才买到60个土鸡蛋。六年前，记者的孩子刚出生时，不出村，就能够收集上百个土鸡蛋。
置身乡间，记者从一桩桩新鲜“猪事”里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巨变：随着城市化、工业化大潮不断卷起，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改变千百年农产品生产者的角色，转化为农产品的消费者。不难窥见，他们对工业产品、服务业的消费能力也将加速提升，成为带动内需的强大力量——这种变化对农产品供给而言，无疑是挑战，对社会发展来说，则是机遇与进步。
“好在年青人在外打工，能够赚回钱，肉贵一点，大家也能买得起。“返往长沙的路上，记者不断回想母亲这句话。